又到了世界读书日，我们照例将本月的湃书单安排在今天刊发。相信大家在这一天已经看到了不少书单，但不妨再多看一份！

　　【美】彼得·阿提亚、比尔·吉福德/著 程纪莲/译 马向涛/校，中译出版社，2024年1月版

　　《超越百岁》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传递的理念。在二十世纪开端，人类的预期寿命为五十岁以下，多数人可能因事故、传染病等急性原因死去。但从那时起，慢性死亡便逐渐取代了急性死亡。只要我们不是从事极端冒险行为的人，便极有可能死于四种慢性衰老疾病之一：心脏病、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2型糖尿病及相关代谢功能障碍。在慢性病时代，斯坦福大学医学博士彼得·阿提亚认为，我们需要以新的方式来思考慢性病的治疗以及如何保持长期健康，他称之为“医学3.0”。

　　按照阿提亚的分期，医学史上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而我们如今可能正处于第三个时代的边缘。医学1.0时代以希波克拉底为代表，并在他死后仍然持续了两千年。它的结论是基于直接观察得出的，或多或少是纯粹的猜测，其中一些是正确的，有些则不尽然。到十九世纪中期，随着细菌致病论的出现，医学2.0应运而生。这一理论使得医生的卫生习惯得到了改善，并最终发展出了抗生素。从医学1.0到医学2.0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血腥的过程，其中一部分由显微镜等新技术推动促成，但更关乎一种新的、科学的思维方式（观察-假设-实验）。然而，尽管医学2.0擅长治疗急性疾病及损伤，在治疗癌症等长期疾病方面却远没有那么成功。于是便有了医学3.0，其目标不是给患者打补丁，而是从一开始就防止肿瘤的出现和扩散，或者避免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抑或将人们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道路上引开。因此：

　　（2）它将患者视为一个独特的个体，而非如医学2.0那样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遵从作为循证医学基础的临床试验的平均结果。

　　（4）它更多地关注维持健康生命、生活质量，而不是为了延缓死亡而关注寿命。

　　阿提亚提出的医学3.0时代改变健康状况的五个战术，可能并不新鲜：运动（它被细分为有氧效率、最大摄氧量、力量、稳定性等组成部分）；营养生物化学；睡眠；管理和改善情绪健康的技术；作为外源性分子的药物、补充剂和激素。无疑，书中对于这些战术的细节的讨论，能让读者获益良多。不过《超越百岁》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它对进化医学思维方式的呼吁：不是像医学2.0那样，只在出现严重问题时才介入，推迟死亡时间，却没有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而是把各种战术融入日常，力图使自己在晚年享受健康而有意义的生活。不再被动地做将倾之船上的乘客，而是有一定程度医学知识，认清风险，直面问题，成为掌舵的船长。这样的观点和立场未必完全无可非议，但以此书在欧美的畅销程度来看，它在我们时代相当受用。

　　【美】丹尼尔·丹尼特/著 冯文婧、郭瑞东/译，中国纺织出版社·湛庐文化，2024年2月版

　　【美】丹尼尔·丹尼特/著 冯文婧、傅金岳、徐韬/译，浙江教育出版社·湛庐文化，2018年11月版

　　4月20日深夜，无意之中看到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去世的消息，我一时间有些错愕，难以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当时我正在捧读老爷子的新作《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正是这本书，令我睡意全无。

　　丹尼特的著作带给我的思想冲击是巨大的。上一次给我这种阅读感受、让我叹为奇书的，还是侯世达（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那本已成名著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不过，丹尼特的书某种程度上更为实用，比如他在那本《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中，就推荐了几十件批判性思考工具给普通读者，帮助大家摆脱种种并不可靠的流俗之见（它们常常是人们习焉而不察的日常观念），从而避免走入思维的死胡同之中。

　　当然，丹尼特这种天马行空、脑洞无限的哲学家，写作志趣还是侧重于表达自己的独创思想，说白了，就是用演化论来阐发人类心智是如何形成的。比如，“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这个书名中的“细菌”和“巴赫”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站在演化论的角度，这是一目了然的：不单单是细菌要服从于演化法则（这是中学生就具备的生物学常识），巴赫的音乐作为人类心智和文化的卓越代表，也要服从于演化法则（这可能就超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了）。换而言之，演化法则可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来普遍地发挥作用。更进一步，如今受到全球关切、势头如火如荼的人工智能，同样也可以从演化论角度来理解。事实上，这也促使我们思考：身处这个人类智能逐渐不再唯我独尊、人工智能正在不断发起挑战（同时也在不断创造机会）的新时代，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出于对岛屿的兴趣，我翻开了这部由岛民书写的岛屿故事。龚万莹1987年出生在鼓浪屿，她用九个长短错落、相互交织的故事重新创造了一座虚构的岛屿，对故乡和故人的深情如雾气一般氤氲其间。小说所描写的二三十个人物和这座岛屿一起经历时间，带着潮气和闽南话音调的故事是暗色调的，其间又透出人情的温热和日常的细腻，连幻想和传说也是诡谲而又柔软的。试举几例：《浓雾戏台》中这样写雾，“海边的雾气，一爪拍到了菜市场，碎裂成两百只白猫样的活物，四处趴趴走，被人一碰就变成一团湿气，让鼻子发痒”；《夜海皇帝鱼》里，阿禾、玉兔、小菲和她们的妈妈和阿禾阿嬷一起去海边野餐，“阿嬷选好靠近海又不会被溅到的地带，掏出黄底红方格的厚塑料布往沙滩上嘎吱一铺，妈妈把塑料袋里的好料都掏出来，浪味仙、旺旺仙贝、雪片糕、鱼皮花生、不锈钢薄碗装的盐渍旺来、五颗篮仔桲、小菲妈妈的肉饼、鹭芳橘子汁和菊花茶，堆在塑料布中心”；《浮梦芒果树》中，稚女阿禾梦见芒果树带着她在浓稠的黑夜里飞行，“岛上的树木都沉浸在夜里，木棉也好，凤凰木也好，三角梅、葡萄藤、木瓜树、棕榈树、龙眼树、玉兰树，所有所有的树，在阿禾他们拂过的时候，一同发出振动羽翼的声音，哗……哗……一层层，风所经过的庞大区域的声音汇合起来，一阵一阵，波浪的声音”……

　　岛屿神秘，浪漫，充满生命力，或许会颓败，却永远不会沦入无聊，仿佛有一种天生的处变不惊。篇幅最长的《出山》中写道，“在岛上，从幼儿园时孩子就会说：‘啊你要知死。’惹了什么麻烦，也会被骂‘你得知死’。知死，是时间的开始。”这种带着宿命感的通达也许是岛屿独有的气质。读到最后，甚至觉得可以把整部小说看作一部小型的虚构的岛屿民族志。

　　这本书是作者的处女作，又带有强烈的私人色彩，或许在文学上有不够圆熟的地方，但它无疑是动人的。我曾经在一个台风过境的秋日去鼓浪屿观光，当时只是浮光掠影地匆匆一瞥，但在读完这本小书之后，记忆中一些零散的画面重新浮现聚拢，呈现出了更幽微更饱满的形象。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 何静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理想国，2023年9月版

　　世界读书日，推荐这本最近正好在读的关于出版的《多谢不阅》。不过，有点泼冷水的意思，因为作者在书中最主要的就是吐槽出版——主要是文学，而且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文学——的乱象，当然更多的是营销环节。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大学时开始写作，同时研究文学理论。1993年，因为政治原因，她离开了祖国，最终定居荷兰，于2023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去世。她的代表作、小说《痛苦部》《无条件投降博物馆》等都已经有了中文版。

　　《多谢不阅》由多篇短文构成，这些短小的文章写于1996-2000年，涉及了文学出版的方方面面。至于作者在这些文章里吐槽的，二十多年后的我们再读，不得不说，很到位，也很尖锐。比如，有段时间作者喜欢上了写出版提案（类似故事大纲）给编辑，让编辑评估出版的可能性。于是，她借此拿诸多文学经典的故事大纲去检验市场：《追忆似水年华》惨遭拒绝，“太无聊了，太长了”，书名得改一改；伪装的莎士比亚最受好评；《尤利西斯》完全不行；《哈德良回忆录》被扔进了垃圾桶……就连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不行，但是乌格雷西奇把这个故事改头换面了一下，“特别强调了整个故事的生态意义”，“还把老人改成了一个年轻俊美、同性性向的古巴流亡者”。这个提案立即被采纳了！比如，她写道，一个写作者和TA的作品能够成功，必须要成为“文学谈资”——用现在的话来理解，就是要有话题性。而“要成为文学谈资，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其他文学谈资。一本书的销售文案，虽然看起来与此无关，但其实就是这种利用。如果在绝妙、惊人……这些推荐语后面，加上一个文学谈资的名字，那么谈资世界的大门就向你打开了。而且这个谈资也不一定非得是作家。写比尔·盖茨或麦当娜的推广效果，要比写君特·格拉斯好”。再比如，当她得知自己的童年偶像、好莱坞明星柯克·道格拉斯出版他的第六本书的时候，她的心中突然涌起一种隐隐的忧伤，这种忧伤让她想回到童年，“那个时候，演员只是演员，不写书。那时候，我如饥似渴地读着的书，都是作家写的，而不是演员写的”。

　　很多时候，在作者认真的吐槽中，呈现出一种可爱的幽默感。比如，她写道自己曾去亚得里亚海上一个岛屿度假，并好奇去了岛上的裸体海滩一探究竟，然后就注意到，那些裸体者的手里都拿着书，“虽然是不同语言的版本，但他们拿的是同一本书。作者名叫翁贝托·艾柯，书名：《玫瑰的名字》”。多年后，困惑于这个世上为什么会有文学类书籍突然大卖几百几千万册的时候，她就想到了这个裸体海滩：“畅销书一定与裸体主义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因为在裸体主义提倡的裸体背后，在这个主张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背后，裸体主义者其实有着一整套价值体系，润文细无声地影响着裸体主义者。……书籍畅销的现象与此类似。其中也有一种集体仪式感。”

　　由于自身的身份，乌格雷西奇在书中多次提及了文学与民主的关系。比如她写道：“对于一个东欧作家来说，西方文学市场最叫人震惊之处，是它竟然没有美学标准。东欧作家一生都在努力达到各项文学标准，结果发现自己的成绩在西方一文不值。”当东欧作家踏入全球文学市场，以为自己终于挣脱束缚，获得自由时，他们不得不面对隔壁邻居家的十岁小女孩刚刚写完一本小说，可以写回忆录，运动员会写自己的职业生涯，杀人犯的女友以更私密的视角写杀人犯……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文学市场中遍地都是天选之子，遍地都是像他这样的作家”，家庭主妇也可以创作，还有律师作家、渔夫作家、文学评论家作家……他们对民主本身毫无意见，相反，由于祖国曾是那样一个地方，他们第一个就要拥护民主的价值。“但看在上帝的分上：民主不该出现在文艺界呀！”但紧接着，她就意识到，也许东欧人错了，民主的文学世界并非东欧人想象的那样。谁说渔夫的生活就不如东欧人对文学鉴赏的理解更有卖点呢？

　　最后，再推荐一部2023年的电影《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可与本书共赏。

　　【美】凯特·克劳福德/著，丁红、方伟、李红澄/译，中国原子能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科书院，2024年3月版

　　这本书的原名是The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在中文版中，“Atlas”被译为“导航图”。这本书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本关于人工智能的“导航图”，它从权力、政治和地球环境成本等角度出发，引领读者从社会学的视角探索AI技术，为有意深入了解该议题的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向技术之外的窗口。本书的副标题更能准确地概括其主要内容。

　　作者凯特·克劳福德是一位研究人工智能社会和政治影响的知名学者，她对人工智能持有批判性的态度。她将人工智能的本质定义为“提取”（Extraction）：从地球上提取矿物，从低工资的信息工作者那里提取劳动力，从每一个行动和表达中提取数据。其实说“提取”是客气了，照现在大公司的做法，说“榨取”也不为过。尽管人工智能（AI）大受欢迎，但克劳福德提醒我们，AI这个词其实更适合用于营销，“机器学习”在技术学科中的使用更为常见。除了分析和批判大公司如何通过控制大规模计算来剥削劳动力，书中还详细阐述了AI的环境成本，这是目前全球大多数政策辩论中被广泛忽视或刻意回避的问题。

　　现实是，每当大公司宣布AI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的发布，都会引发公众的热烈欢呼。克劳福德在书的结尾部分呼吁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制定一条新的路线，远离无休止的“提取”和残酷的“优化”逻辑。这一期待似乎和“去增长”的提议一样，希望渺茫。

　　总的来说，这本于2021年出版的著作，对于那些对AI发展及其政治影响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本重要的阅读材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书是好书，但中译本的确存在一些与原文不符的翻译，建议读者在阅读时与原文对照。此外，本书的作者也有一些在线演讲和研讨会视频，这些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她的基本观点。

　　写过《伤心咖啡馆之歌》和《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迎来了一本新传记（Carson McCullers: A Life），也是她的第一部主要传记。玛丽·V.迪尔伯恩（Mary V. Dearborn）写过海明威传、梅勒传、佩姬·古根海姆传，她根据新近公开的心理治疗记录等一手材料为基础，详细解读了麦卡勒斯的生平。卢拉·卡森·史密斯1917年出生于乔治亚州一个破落中产之家，自幼喜爱钢琴，还爱上了钢琴女老师。可能因为受到双性的吸引，麦卡勒斯的小说主人公经常叫男女通用的名字。她嫁了个帅哥利夫斯·麦卡勒斯，两人既没钱也不认识什么人，仗着年轻气盛一起任性闯荡纽约，还要比赛谁能先写出成功的小说。卡森很快就遥遥领先了。她23岁就出版了《心是孤独的猎手》，将福克纳式的暴躁狂怒又推上了一个台阶，她笔下的人物一个比一个愤怒。这些孤独男女的愤怒多半源于最深层的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在《金色眼睛的映像》中，双性恋主人公潘德腾上尉通过折磨小猫和马来发泄不满（因为他无法与勾搭妻子的魅力男子），“生活中的烦躁、失望和恐惧就像精虫般躁动不安，必须在仇恨中释放”。麦卡勒斯的早期作品一鸣惊人，名利双收，她认识了许多年长的女作家和艺术家，她给许多女人写了激情澎湃的书信，用无休止的礼物和恳求吓跑了一个又一个“假想的情人”火星电竞网站新闻。凯·博伊尔、凯瑟琳·安·波特、简·鲍尔斯都特别怕在雅都艺术家社区碰到她，因为她把这个社区当成了恋爱疗养院和分享互疗夏令营。后来麦卡勒斯碰到一个年轻的瑞士女记者安娜玛丽，她称之为“一生挚爱”，其实二人关系不过仅限一吻。麦卡勒斯和帅老公的关系也很奇特，他俩离婚又复婚，一起酗酒一起发疯，直到利夫斯自杀——利夫斯曾想说服卡森跟他一起去树上上吊，卡森没答应。麦卡勒斯一生经受病痛折磨，酗酒导致她数度中风，半身不遂，去世时才五十岁。她是出了名的难相处，对喜欢她的人来说也不例外。她多年的好友戈尔·维达尔说：“听她唠叨那些个自恋咏叹调，我最多只能忍十五分钟。”她后来还要求朋友和护士每晚陪她完成一套极其冗长的睡前仪式——从傍晚开始喝一大杯烈酒（因为医生规定她每晚只能喝一杯但没说一杯的量是多大），熄灯前还要喝一杯啤酒。即便她死后多年，朋友们也不想多说这磨人仪式的细节。

　　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红票”。这是康熙皇帝1716年发去欧洲的谕令，内容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而杳无音讯的洋钦差。根据统计，现在世界各地保存的红票共18张，分散在各国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和私人藏家手中。红票的来历成谜。康熙为何要派人去欧洲？为何派洋人作为“钦差”出访？这些传教士为什么能得到康熙的信任？这是一个好故事。作者从红票出发，勾勒清初皇室特别是康熙与传教士之间的互动，引出更多值得重新讨论的问题：生擒鳌拜，传教士在康熙身边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礼仪之争，是欧洲教廷的内部问题还是中国的社会问题？雍正禁教，是文化冲突还是宫廷政治？

　　传教士与康熙的关系是作者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包衣，还是臣子？传教士在明清易代之际获得走进统治阶层的机会，从最初见到进京的多尔衮，到后来的顺治皇帝，再经历鳌拜专权，最后走进了康熙的世界。在康熙的孩提时代，传教士就在他身边。在康熙跟着翰林们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的同时，传教士在内廷教他数学等西方学问。作者指出，在生活中，康熙对待传教士像满人大家族中的主子一样，内务府相当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娘家。康熙曾直接说耶稣会白晋神父是他“御前之人”而且是“府中之人”。白晋在一封用满语写给康熙的折子中也跟着满人习惯叫康熙为主子。传教士和康熙的关系是“主奴关系”，也享受着主奴关系下的特权。

　　本书是作者在其英文学术专著基础上写作的中文版，不是翻译，而是重写，既呈现了对清初几个学术问题的原创性见解，又“把故事写得‘易读’和‘好看’”，的确做到了兼具学术性和通俗性。

　　《考古四记：田野中的历史人生》是郑嘉励老师本人最满意的一本书，全书分为“考古记”、“田野记”、“历史记”、“人生记”四编，每编八篇文章，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温情的视角，记录了作者二十余年在浙江考古田野工作中的所见、所思、所感。

　　《考古四记》初版于2017年，新版经郑老师修订编排，更加清晰，便于阅读。书中不仅可以了解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工作以及古代墓葬知识，也能收获考古学视角下或许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历史认知，更能感受作者从考古、历史以及人生中体悟到的人文韵味。阅读初版时，个人更喜欢“考古记”、“田野记”；此次阅读则更倾向于“历史记”、“人生记”，尤其《这些人，那些事》和《最后的美德》这两篇，既厚重又沉重，颇为引人深思。

　　【德】哈拉尔德·耶纳/著 周萍/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2024年1月版

　　1945年二战结束，战败的德国进入了一个道德观崩塌、“他人即恶狼”的时代，秩序荡然无存，社会上充满着占领者、被释放者、流离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背负战争罪行的人。普通德国人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他们要清除战争留下的大约5亿立方米的瓦砾，他们大规模迁徙，他们不得不抢劫、偷窃、去黑市；与此同时，他们也热衷跳舞，“贪恋生活，渴望爱情”……种种阴暗和阳光的面向相互交织，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战后德国民众心灵史。作者没有仅仅满足于“呈现”，而是通过对文化政策、艺术和设计风尚的变迁以及战争的罪责感的观察，进而探究德国如何以及为何能够从险恶的法西斯思想彻底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

　　这本书讲述的所谓“流动”的森林，一方面是清代跨区域的木材市场和木材贸易，另一方面是以维持木材贸易可持续进行的再植林业。

　　森林何以流动？重点在于“可持续”，这也是吸引我读这本书的一个关键词。我喜欢树，但只停留在文学和美学的概念中，我的生活经验里，对于森林、林业是没有什么概念的，小时候读书留下过那么一点印象，诸如《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还有“蜀山兀阿旁出”，但并未对“树没了，怎么办”的问题深究过。

　　这本书关注的清代木材市场，以国内供应为主，“长江流域的木材来源地主要是江西、湖南和贵州。珠江三角洲的下游则从西江上游的高地吸纳木材。浙江沿海和苏南地区还从福建海运木材作为补充，但规模较小。在这些跨省的木材流动中，主要的木种是杉木，其次是松木。华北地区，特别是直隶一带，通过大运河从长江的贸易体系中获得木材，但黄河流域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砖、木（如黄土高原的窑洞）。东北地区的原始森林基本未受影响，输出的木材也很少”。同时，皇木的采办也与《阿房宫赋》的情况大不相同，彼时朝廷通过市场采购木材。作者还提到“到17世纪时，皇木大多来自人工林而非天然林”，种棵树可能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成材，那么在这个跨区域成规模的大宗贸易中，再植林业如何可持续？人们是怎么做这门生意的？作者以三章（全书共五章）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和解答。这个问题的解答一方面回应的是伊懋可提出的“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的论断，另一方面是中西比较视野中的林业管理和经营。以作者的话说，“在帝制中国晚期放任自由的自由产权制度背景下，以自我利益为本的家庭利用代际传播的造林技术，实现了相当规模的植树造林”。

　　回到“树没了，怎么办”的问题，作者在书中对于“可持续”有一句话，放在这里与读者分享：

　　人类社会能够企及的唯一一种可持续性需要谨慎且有效的管理：以合理的成本进行有效的维护，这里的成本不仅是直接的货币支出，还指相关各方必须做出的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再植林业是可持续管理的宝贵经验。

　　本书是从政治与思想互动关系的角度阐述六朝精神史的变迁，从而理解士人是如何在积极入仕庙堂的同时，又可以在精神上处于山林之间。

　　读完这本书的时候，脑中浮现的是一部电影的名字——“罗曼蒂克消亡史”，当然，电影内容与本书毫无关联。不过，六朝士风的变迁，或许与此也有些契合。

　　作者先讨论了荀彧之死，他认为：“荀彧之死并非孤立的现象，它在当时、乃至后世引发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就说明具有典型意义，可以说是时代境遇的表现。对荀彧之死的理解，必须放在汉末士大夫之整体动向这样一个大的语境中，如此方能看到其时代隐喻。”（15页）从大背景上，作者认为“在汉魏之际七八十年间的三代人时间里，士大夫节义观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转向维护自身利益，赵翼、顾炎武所称许的尚名节、节义的整体士风不再。

　　这种转变之后接续着的是魏晋玄学，作者根据唐长孺先生将魏末玄学分为在朝的玄学和在野的玄学，将这一划分推至两晋，“在朝玄学首先占领思想领域，然后付诸政治实践，营造了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把士风引到了一个新方向，但很快就被元康名士借在野玄学推进得更远”。（106页）不过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在野玄学的代表阮籍等人明明反传统走得更远，但是时人骂得更多的却是在朝玄学的代表何晏等人。也许正是因为大家都走得太远，才会有人感到痛心疾首，在朝士人的责任确实也更大一些。

　　作者接着讨论了九品中正制在两晋的作用，挽救士风“最理想的办法还是在九品中正制的框架内恢复名教清议的舆论权威。……清论依旧在发挥作用，它对尚未取得声誉的士人还有约束力。清论在下，玄风于上，这就是当时的舆论生态。进仕者在不同的阶段不断变幻自己的面貌，以迎合不同的社会权威”。（120页）不知道为什么，读到对士风的这种柔软身段的描述，会想到如今考公上岸后放飞的心态和风潮。当然，公务员与“士”还是很不一样的。

　　士风的重大转变，作者认为永明时代是南朝的转折点，在此前，士林与皇权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处于对抗与斗争的阶段，此后二者开始了融合。当然这种融合是以士大夫回归儒家皇道意识为前提的。“晋宋之际士族地位的升降并不取决于政治影响力日趋衰微的士林舆论，而是取决于参与制造新政权的贡献程度。”（129-130页）是否参与新政权，其实不难选择，宋武帝、宋孝武帝对士人的高压政策，会帮助那些未被诛杀的士人形成正确的集体意识。到陈朝建立时，皇权的绝对主导地位就建立起来了。“陈朝朝廷……面对士人由不自信走向自信，其权威由武力性扩展到政治性、精神性，而这只有在陈朝完成对自身的政治文化建构之后，才可能实现。”（208页）

　　与南朝相比，北朝的士风也经历了同样的臣服历程。虽然“北方士人在政治上的任事尚能与学术上习经、言行上重儒者之风，积极有为的精神内涵上是一以贯之的，这与玄学影响下的江左士风有了较为显著的区别”。（251页）但“士风在言行、政治上的表现几乎全面背离了‘士大夫风操’，理想主义的丧失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出现危机时，士人总是扮演清流的角色，进行着精神的抗争，像这样近乎全阶层的庸俗化、腐化的确实不多”。（256页）在摆烂精神上，北朝比之南朝亦不遑多让。以我简单粗糙的理解，尔朱荣将一千多“王朝卿士”一次性屠戮，其威慑力可能要远远超过南朝，当然，在河阴之变前，北朝的士大夫就已很不堪了。面对政治高压，大约只有润、卷、躺、韭几个选项。且皇权无远弗届，最终南北合流，无处可逃。

　　作者最后总结了士风的历史走向：“从东汉到魏晋而大变，再从魏晋延续到南朝；北朝在停滞了百余年后，又走上东汉通往魏晋的旧路，与南朝趋同。如果以玄风来标志这个时代的话，东汉到魏晋是其形成与鼎盛期，南朝是其衰弱与消歇期，北朝后期不过稍习玄风末流，未尝展开也不可能展开，因为承托并鼓荡玄风的特定背景和内在动力已不复存在。”（280页）

　　幸好，作者在全书最后，给我们留了一点亮色：“它（玄学）在个人精神领域是成功的，尊重个体性情、开拓内在精神空间，培养了独立人格。这便是那个时代留给后世最有价值的遗产。”（281页）

　　【阿根廷】胡安·赫尔曼/著 范晔/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明室Lucida，2024年4月版

　　我不经常读诗，但很庆幸因为喜欢封面的设计而翻开了阿根廷大诗人胡安·赫尔曼的诗集。

　　《习惯》令我思考：“我们渴望/又忍耐如动物”，然而相当一部分的我们和动物没什么两样？《三月三十日》又提醒了我的拖延症：“又一个月过去了，我们还没干革命。”《幻想家》轻描淡写地指出了希望与痛苦的赔率：“希望失败了很多次/痛苦从未失败。”赫尔曼还有很多直面现实的诘问，让我不得不在句子下面激情划线。

　　读完整本诗后，再回过头看两篇序言，就逐渐明白了在他诗里反复出现“飞鸟”“黑夜”“南方”“词语”“女人”“孩子”“骨头”等词汇，是他一生流亡经历和内心希望的注脚。已故诗人胡续冬2009年的一篇介绍文章被收录为序言之一，他总结赫尔曼的写作不同于其他四位西语美洲诗人的地方在于，“把日常的具体性重新命名成布满孔洞的通风装置，一任广阔的虚空、莫大的悲凉从词语之间的孔洞中进进出出。”我深以为然。以我粗浅的看法，好诗好在诗人与读者之间能形成双向的意义生产，“日常的具体性”正是沟通诗人与读者（哪怕是时空变化之后的读者）之间的桥梁。

　　虽然诗人写了很多他的痛苦，但并没有完全丧下去。我特别喜欢这一句：“山间的野猪践踏我/野驴追赶我/在这流亡的子夜/我自己就是野兽。”这本选的诗几乎每一首都好，让人停留、共鸣。

　　【英】沙恩·E.哈丁/著 徐蕴芸/译 李清晨/审校，中信出版集团·鹦鹉螺，2024年3月版

　　本书作者沙恩.E.哈丁教授在列举大量医学前沿研究进展之外，有意识地以社会学以及人类学的视角审视疾病，并明确支持：疾病的成因或许比我们想象得更为复杂。例如作者写道：心脏病与社会阶层息息相关。尽管许多人将心脏疾病的成因归咎为个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人们无法负担新鲜的果蔬、难以在工作之外抽出时间锻炼身体，这些问题都与当地社区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减少食物中的盐分，减少酒精摄入，健康饮食，减肥，避免压力，将有助于人们避免高血压等疾病。但发达国家普通工人的工作与生活节奏，往往难以保证他们建立健康且规律的生活习惯。而在治疗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男性病人不愿承认身体不适，以至于面临病情加重的危险；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使得患有心脏疾病的女性被视作歇斯底里，导致她们难以得到正确的诊断以及手术治疗。

　　或许正如书中所说，健康上的不平等可能早在出生前就已经存在。而在积极治疗疾病之外，我们也需要看到疾病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成因，为其寻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

　　如果我们曾经对侦探推理小说略有一点兴趣的话，这本《推理大无限》会让我们彻底喜欢上这一类型。

　　有关这类“闲书”，很长时间以来一直不被算作那种“文学作品”，类型小说曾经都面临这样的境遇。侦探推理小说有自己的读者有自己的奖项有自己的读书节。随着传播媒介越来越多元，那座名为“文学”的大厦摇晃起来，推理小说的拥趸可能也就不大在乎这一门类是不是或能不能登堂入室了。

　　《推理大无限》的作者卢冶在第一篇《为侦探推理一辩》中引用英国作家切斯特顿的观点写道：“这个文类本身的意义，就是在为现代生活进行辩护……侦探文学，就是为了证明现代都市生活之美而诞生的。它安抚现代人对新科技时代的强烈恐惧，把枯燥的工业流水线生活变成迷人的谜语……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最早和唯一的形式，能表达现代生活的某种诗意。”

　　这是作家辽京的一部长篇小说。书名其实挺吸引人的，直戳大龄青年的现实问题。小说女主人公婉丝最后步入了婚姻殿堂，但似乎也是稀里糊涂，半推半就的。她的家庭背景火星电竞官网首页被设计为父亲好赌、母亲懦弱，而她自己是生活在北京的白领。生活在大城市的她和在农村的父母家只有着淡淡的联系——他们需要她的钱。其实本来是一个充满冲突的关系，但却被辽京“漫不经心”地描述着。婉丝是被生活推着走的，其实她的朋友凌青对于她的影响也很大，好像是她的某种依靠，最后却意外死亡。不知道是不是辽京习惯写短篇小说，所以这部长篇感觉意外事件不断，而人物的性格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她放弃了一种成长性的叙事方式，也可能是不想写太长。但因为和现实生活还是很贴近的，每个读者都会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一点共鸣。

　　【印度】安努拉达·洛伊/著 谭雪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4年3月版

　　“在我的孩提时代，我的母亲和一个英国人私奔了，这在小镇上人尽皆知。事实上，那个男人是德国人。但在那个年代的印度小镇上，几乎所有白皮肤的外国人都被认为是英国人。人们对于说法的准确性不以为意，这惹恼了我那位治学严谨的父亲，即使他正处于妻子被另一个男人夺走的可怕境遇中。”

　　整部小说是以已经活到祖父当年年龄的“我”回忆1937年、“我”九岁时母亲离家出走前后的生活展开的。父母就像“困于岛上的两个人，一起生活却没有共同语言”，父亲博学、严肃、正直，为了印度的自由和思想解放而奔走，然而，“他也深谙母亲所能拥有的自由的讽刺性……她的每一个小小的自由都取决于他的默许。她感到窒息，于是挣脱了束缚。”

　　腰封上所谓“一个印度女人的‘月亮与六便士’”的提法是好用的标签，一个曾随父亲伴泰戈尔游历的少女，拥有着过人的艺术天分，华彩如纱丽，却在婚后陷入精神的“极度缺失之中”，而那个信奉只“考虑如何享受生活”、“生活是一个漫长的生日”的施皮斯先生一行的到来，确实让母亲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与激情”，但故事到后来几次出现开头那种“事实上”的翻转，就像母亲说的：“人们总是认为一个女人做的所有事情，无非都是为了得到一个男人的爱。好吧，他们错了。”

　　“我”在回忆和母亲留下的信中不断地复盘和理解当年的母亲、父亲、祖父、继母以及所有那些在“我”所经历的孤独、痛苦的成长中出没的人，他们的孤独和痛苦，他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彻底涂改的命运。这是“我”的命运，是“我”理解和消化自己的孤独、痛苦的唯一途径。

　　“我”在成年之后成为了小镇的园丁，用异木棉、凤凰木、金链花树，用绿荫、果实、花朵荫蔽着小镇。“悄无声息地生活已经成为我一生的习惯……如果我是一株植物，我就会是喜欢树荫的那株，生长在花园最远的角落里，无人在意，也没有人摘下它的花朵插入花瓶。”这与母亲信中那段——“每个人都建议他保持沉默，保持低调，不要激怒任何人，只专注于画画。也许这就是我们所有人在这个云谲波诡的世间必须成为的样子。不被看见。不被听见。背负着我们各自的岩石，在黑暗中碎步疾行”——形成了感伤又有力的互文。